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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壓力的認識

張瑋2019-06-29 17:51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張瑋/文 當前中國經濟同時面臨內外雙重壓力,內部壓力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新舊引擎的轉換進入“攻堅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引導下,以往依靠地產和基建的粗狂型經濟不可持續,以科技創新為主的新型競爭力短時間略顯薄弱;外部壓力主要表現為國際環境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包括貿易摩擦、歐盟分裂、伊核問題在內的諸多政治、經濟事件都對外貿環境造成影響,進而對國內企業形成負面溢出效應。

具體來看,國內部分,中國經濟增長依靠的是房地產支柱,盡管GDP年均10%以上,但屬于“非創造性生產”,“硬實力”并不高。2015年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中國經濟轉型指明了道路,但實施起來并非一帆風順,有很多“硬骨頭”要啃。前期高增長留下很多“后遺癥”需要平穩消化,由于國民經濟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體系,各部門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就意味著政策層在對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上只能小心謹慎,切不可一刀切。具體來看:

一是杠桿率失衡問題,債務頻繁“暴雷”。從四部門經濟模型來看,政府部門的債務提升會擴張財政赤字,加速人民幣貶值,所幸近年來政府部門杠桿率相對健康;居民部門杠桿的分子端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商品房購買造成的中長期借貸,一部分是普通商品購買造成的中短期借貸;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與固定資產投資高度相關,但為了保證生產端不回落,多年來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一直趨于高位,并由此埋下了信用危機的影子;對于金融部門,如何引導資金回歸實體,連同防范風險一起都是長期以來監管當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上述四個部門的杠桿率并非平衡,多年前地方政府舉債頻繁,但債務主體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直接發債,一部分是融資平臺。對于四部門模型來講,融資平臺這部分不能計入政策杠桿,因為主體是“公司”名義,因此被計入非金融企業部門。地方債務高企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政府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負擔加重。前面提到,政府部門的債務負擔加重會造成國際評級降低,本國貨幣貶值,得不償失。因此2015年以后,政策當局的措施就是引導居民部門承接政府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但承接空間非常有限,僅維持了不到一年時間,就不得不又將工作重點重新放在緩解居民部門負債壓力的問題上。究其原因,多年來地產價格攀升加大了居民中長期貸款支出,居民部門債務負擔重,杠桿承接空間自然十分有限。正因于此,才看到2017年以來不斷有抑制地產價格的政策出臺,目的就是緩解居民壓力,為承接杠桿創造空間。但去年以來內外需減弱,企業經營困難加重,放開工資率不談,單保就業都成為問題,居民可支配收入自然受到影響。

二是落后產能的安置問題,國企改革任重道遠。包括煤炭、原油、鋼鐵等在內的重工業落后產能一直是國企改革的工作重點,也是前面提到的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高企的核心力量。之所以如此,還要回到金融結構上:多年來實行的是因商業銀行為核心的間接融資體制,而債券融資和權益融資這類直接融資體制已經未能占據核心。對于間接融資體制而言,商業銀行當仁不讓位于核心地位,在信貸支持上存在“信貸配給”問題。經濟繁榮時尚且無妨,每逢經濟負擔加重,商業銀行往往或作出與貨幣當局“相反”的信貸行為,本應逆周期調節的貨幣投放,卻往往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帶有有色眼鏡。在借貸問題上對急需“救命錢”的小微企業避之不及,對于借貸意愿并不強的大型國企卻又緊隨其后,求其借錢。這種針對小微企業的“信貸”問題,一直成為經濟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絆腳石”。大型國企對于商業銀行來講是“香餑餑”,但對于以往欠債較多的僵尸企業而言,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必須不斷地為其“續命”,才能不增加壞賬。因此,國企改革推動起來困難重重,核心因素還在于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間接融資體制沒有改變。這也是當前金融供給側改革和實體經濟轉型的攻堅所在。

三是企業經營環境有待改善,短期利潤受壓縮,投資回報降低,私人部門失去投資熱情。以往地產經濟繁榮時,上下游產業鏈(包括建筑建材、家具家電)都可“分一杯羹”。當經濟轉型,地產“緊箍咒”不減時,再疊加外部環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頻發,內外需同時減少,企業生產經營的壓力也就徒增。盡管今年以來針對企業減稅降費和定向貨幣投放不斷加碼,但企業利潤仍舊處于回落區間,投資回報降低又進一步限制了私營部門投資意愿。對于小微企業而言,商業銀行“惜貸”,私營部門投資自然而言就成了融資的重要環節。一旦私人投資意愿降低,短期企業生產就會同時面臨供大于求、資金鏈斷裂(償債壓力提升)的多重壓力。

四是環境治理難度加大,環保支出提升。多年來依靠房地產和基建拉動的國民經濟,一個重要的負面效應就是加大了污染物排放。因此,環境保護也自然而然成了“三大攻堅戰”之一。

國外壓力相比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是大家最熟悉的中美貿易摩擦。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令美國越發擔心中國科技硬實力。畢竟依靠房地產創造的GDP高增長并無實質威脅,而科技水平的發展才有可能觸碰霸主地位的跟進。因此,自去年以來貿易問題不斷往復,且有長期化趨勢。

二是國際環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包含英國脫歐在內的歐盟分裂情緒不減,有疊加美伊問題在內的地緣政治事件頻發,都對上世紀以來的額國際經濟格局造成動搖。

三是多項世貿規則面臨重鑄。包括WTO在內的國際貿易規則面臨升級壓力,加之特朗普上任以來不斷“退群”,都對現有國際體系和規則造成沖擊。中國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

由此看來,國內經濟轉型本就是塊“硬骨頭”,而國際形勢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又進一步增加了經濟壓力。去年以來打破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連貫性,去年上半年還在“去杠桿”,下半年就峰回路轉,又開始提倡加杠桿的必要性,肯定其積極作用。外部負面沖擊不僅削弱了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獨立性,更是加重了經濟轉型負擔,倒逼國人“累計褲腰帶過日子”。

(作者系昆侖健康保險資管中心首席宏觀研究員;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經濟觀察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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