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江西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宋旭景2019-06-24 16:26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宋旭景/文

明代以前的江西,文運昌盛,中國谷倉,“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都來自江西,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更是描繪了一個燦爛非凡的江西。只是,這樣的景象進入明代之后,并沒有得到延續。直到今天,江西也不算是發達省份。

那么,江西是如何一步步衰落的?

在《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江西社會研究》一書中,韓國學者吳金城將明代中期視為江西盛衰轉折的分水嶺,并認為社會失序、中國南北遠距離貿易路線由內河向沿海轉移、太平天國時期的長時間拉鋸戰爭,關系甚大。

“盜亂”和民變

按照自然地理,江西應該分為三個地域:南部、中部和北部。南部山區是湘贛閩粵交界地區,“盜亂頻繁”;中部和北部地區,因為唐宋以來的南方開發、地處鄱陽湖和贛江流域,糧食產量高、文化上相對有優勢。

“盜亂”一般容易發生在山區和幾省交界處。宋至元之間,因為“私鹽”的問題,有不少“鹽賊”;在朝代鼎革之際,也有不少“盜寇”、“流寇”。江西“盜賊”的特殊性在于,湖南、福建、廣東的“盜賊”來回流竄過境,形成大勢,還有不受控制的少數民族“峒”、“畬”、“猺”參與其中。

明中期之后,里甲制崩潰,大批流民進入贛南山區。“流民”當中,既有本地逃避賦稅徭役的,也有本省內其他地方的,同時有來自外省(主要是福建、廣東)的客民。一部分客民變成新的“流寇”,也有被客民排擠走的當地人淪為“流寇”。

人口流向江西南部山區的另一個原因是,這里雖然耕地不多,但是人少,人均土地面積在江西省內比中部的吉安等府要高。

同時,也有客民進入一些手工業、商業為主的市鎮。明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商業性的市鎮在江西涌現,以瓷器聞名的景德鎮、以造紙聞名的河口鎮、以藥材聞名的樟樹鎮、在景德鎮之后興起的另一個瓷器鎮——吳城鎮,都是充分利用當地原材料和交通優勢而興起的市鎮。由于客民的涌入,景德鎮的土著和外來人的矛盾尤其突出,甚至出現了明萬歷年間的反礦監稅使的民變。在此前后的幾百年間,還有很多次民變。

贛南山區的“盜亂”以及市鎮中出現的民變,都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社會組織的薄弱、政府對社會的失控以及社會秩序的失衡。

在宋元之間,江西“盜亂”的問題被遮蓋,“盜亂”也僅集中在控制薄弱的山區。明廷對贛南“盜亂”頻發的情況,并非沒有采取過措施——重新設立之前被撤銷的南贛巡撫。1516年(正德十一年),王陽明作為第二任南贛巡撫上任,舉措尤多。

針對社會秩序失衡的每一個方面,王陽明逐步采取了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是慣常采用的,比如招撫“流寇”、善后、設置新的行政區劃;重整里甲秩序;清丈土地、減免賦役;建立鄉兵等。有些是江西首次實行,比如“保甲法”及與之相配套《十家牌法》。“保”在鄉村,“甲”在城市,都是以10戶為一單位。《十家牌法》即每十家的所有信息記載于一個牌上,各戶籍貫、姓名、年齡、面貌、職業、人丁數、有無來往及暫宿人口等,每天各家要拿著此牌輪番到各戶門前,一一對照,一旦有可疑人出現,十家連坐,以避免藏匿流動人口。

為了避免《十家牌法》在山地廣大鄉村地區流于形式,王陽明又在鄉村地區實行了鄉約制。這些都是政府加強基層社會控制的手段。

雖然王陽明的陽明學一度興盛,但他終究還是沒能阻止贛南、江西持續衰落的命運。

南北貿易線路棄江就海

乾隆 22年至道光 22年(1757年—1842年),只開放廣州一個通商口岸,由“十三行”負責與外國人進行貿易。在沒有更先進交通工具的時代,從北京到廣州的內河運輸線是,京杭大運河—長江—鄱陽湖—贛江—珠江,鄱陽湖和贛江都在江西境內,江西無疑是對外貿易受益者。

但鴉片戰爭之后,清廷開放了除廣州之外的四處沿海通商口岸,遠距離貿易從上海開始,沿東海一路向南,繞過南方內陸地區,江西受到全方位的影響,經濟開始急劇衰退:從人員的職業到稅收的減少,再也沒有富商巨賈前來買賣了,政府稅收全靠本地產品的收入,自然消費也減少了。

對于山地面積居多的江西,紙和茶是本地的優勢品種,但開埠使得江西商人的榮光不再。

太平天國戰爭的大幅度破壞

江西處于太平軍活動范圍的中心。“太平軍從1853年正月占領九江府至1865年退敗廣東之前的長達十余年間,曾先后五次進入江西省,使其遭受極大破壞。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12府州60余州縣被悉數占領。其中,1855年11月至1859年7月的4年時間,是石達開的10萬軍隊和湘軍主力展開激烈戰斗的地區。”“在太平軍進入江西時期,不但太平軍,而且流寇、土匪和無賴也蠢蠢欲動。”

清朝后期極重的厘金稅負,太平軍和湘軍團練戰爭的物資、費用,也都要從江西當地攤派。經濟上失去了商道已是致命打擊,再“太平軍”、“流寇”、“教匪”,破壞是全面的。

歷史的延續性

當然,除了江西何以衰落,《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江西社會研究》力圖展示一個立體的“江西”,著力描寫了明清江西社會的方方面面,但對于江西的獨特性點得還不明白。甚至在本書的序言中,作者多次表達的是與此相反的見解:江西社會各種各樣的現象不僅僅限于江西,而是整個中國的縮影。

確實,明代中后期全國都是動蕩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是朝代鼎革之際,社會秩序都不會好到哪里去;鴉片戰爭之后,整個中國都面臨著內憂外患。但這也并不能說明全國都一樣、江西只是縮影。

其實,作者的料都齊了,差的就是點明和重新按照問題組織順序、進一步闡釋問題背后的原因。這對于一本把多年的論文按照主題匯編成集的書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作者不是帶著一個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去寫的。這還與本書主要依賴檔案等官方正式文獻,對于真正的“地方性”資料用得過少,對江西全省、整個中國的宏觀把握不夠有關。

歷史的延續性對于江西來說,要特別予以關注。在古代中國,對于無法完糧納稅、應付差役的百姓來說,山區存在的“重要性”是可以逃離到此處、繼續存活下去,熬到減免政策或鼎革,所有的都一筆勾銷,再重新來過。而這部分人的身份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變化,由“編戶齊民”變成了不在冊籍的“流寇”、“盜賊”。現在很多人對過去的中國的理解,好像每個省都一樣。而其實每個區域是很不同的,找出大的歷史進程中的不同,是研究江西社會的意義所在。

江西是中國一個非常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省份。看起來,江西衰落的過程和古代中國的衰落過程是一致的,在近代遇到的問題也是相像的,但這無法解釋江西本地的“土客矛盾”;無法解釋“程朱理學”如何被“陽明心學”所替代;無法解釋從富庶、文運昌盛到現在與上海、廣東等的巨大差距。

這些都要回到歷史和本地實際去尋找答案。在小農經濟居于主要地位的古代中國,交通便利、物產豐富(米、茶葉、瓷器、藥材、茶油等)、科舉上占優勢即可以過得不差;在工業時代,有礦產資源、深加工企業、大型工業企業能夠發展得很好,建國初期,并沒有在江西布局大型工業企業;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也不是江西這樣的內陸省份;在后工業時代,靠人力資本取勝的今天,只有兩所高校的江西,在資源集聚和資本集聚都不占優勢的情況下,是比拼不過的。

這不僅是江西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所有不發達省份及貧困地區普遍面臨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江西倒真有些中國縮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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